这种数据即信息的界定方式进一步加剧了二者的混序状况，并不可取。
其实，人格权与物权等支配权同属于绝对权的范畴，除却宏观价值理念和微观制度设计上的重大差异外，人格权也应当与物权等其他典型的绝对权分享类似的逻辑结构。从2019年11月开始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央连续发布三份重要文件，明确将数据作为基本生产要素，强调要加快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完善数据权属界定、开放共享、交易流通等标准和措施，发挥社会数据资源价值。
据此，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但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于此背景下，开始从隐私权发展出个人信息自我控制权学说，构成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独立渊源。准此，前述具有可识别性的自然人姓名、身份证件号码、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等均不构成隐私，而是纯粹的个人信息。隐私、信息与数据在使用上存有内在矛盾，因此引发权利设定之偏差，导致权利保护和法律论证的双重难题。由此可见，信息虽然是从现实、具体、特定的系统中抽象而来，但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从而区别于特定的系统本身。
根据《民法典》第1037条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章的规定，个人信息权包括知情决定、查阅、复制、携带、异议、更正、拒绝、删除等权能。《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条第2款将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的情形归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事由，从而承认隐私为一种独立于名誉权的人格利益并予以相对全面的保护。2017年的《民法总则》则从正面确认了隐私权这一具体人格权类型，随后2020年的《民法典》人格权编又对隐私权细化为1+3模式。
由此可见，某一受法律保护的地位要想成为权利往往并非易事，有着一个权利化的发展过程。（一）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的区分保护 在现行法上，隐私与个人信息的区分保护已成定局，关键在如何对二者予以准确的权利界分。后者比如自然人的姓名、身份证件号码、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等，主要被用于满足社会交往的需要。就此而言，二者处于不同的层次，彼此之间的区别甚为明显。
据此，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但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前者比如自然人的行踪信息、健康信息、性取向信息、私密部位信息等，因其与自然人的行踪、健康状况、性取向、私密部位等隐私事实联系紧密，故而处于个人的私密领域，应受更高程度的保护。
这种数据即信息的界定方式进一步加剧了二者的混序状况，并不可取。有学者认为，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通过扩张隐私权来涵盖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应在清晰区分的基础上通过单独规定个人信息权，从而使得个人信息获得更为充分且全面的保护。这既影响数据利用、数据共享和数据交易规则的建立，不符合数据要素市场发展需求的实际情况，也不利于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与此相反，有学者却认为，为应对大数据时代的隐私危机，最佳选择不是另起炉灶构筑新型的个人信息权，而是应通过完善有关隐私权的侵权规则并扩大救济的可能性，确立以隐私权保护而非个人信息保护为基点的路线。
但要实现正义，就必须运用清晰、有序的法学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如前所述，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条第1款、《数据安全法》第3条第1款等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形式呈现，而数据则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第二阶段是直接承认隐私为一种独立的人格利益。传统上具有消极、被动特点的隐私显得过于狭隘，因对个人信息具有积极利用的期待利益，隐私权开始发展出支配性特征，表现为权利主体对于与自己有关的信息之决定权，即依照自己的意志利用与自己有关的信息从事各种活动以满足自身需要的权利。
在当今自动化处理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隐私信息化和信息隐私化成为两个突出趋势，从而导致私密信息的范畴不断丰富，信息隐私化使得传统隐私的边界得以扩展。最后进入权利本身，对隐私、信息、数据三者之上所承载的个人权利加以证成，再造数字时代个人权利体系的差序格局。
而数字化则意味着将模拟信息转化为数据形式，但并非任何形式的符号化信息存储，特指计算机系统所使用的二进制符号。两种权利的同构性源于其客体的橘皮与橘肉的紧密关联性。
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个人信息是正常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的基础。隐私权、个人信息权属于人格权，位阶上高于作为财产权的个人数据所有权。以模拟世界的纸质书为例，书中印刷的文本为数据，读者通过解读文本所获得的意谓是信息，书本自身则是数据的物理载体。然而，三者在当下的权利话语中处于混乱无序的状况，由此引发了法律规制难题。准此以言，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有着类似的结构。主客体二分的世界观构成了整个法秩序的出发点，传统权利理论也由此展开。
如前所述，《民法典》第1032条第2款采取1+3的立法模式，将隐私界定为私人生活安宁和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另一方面又以信息的形式存在，应作为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而数据是形式，是表现信息的载体。另需指出，比较法上对数据与信息完全不加区分的做法也是上述混序现象的重要缘由。
表1 隐私权、个人信息权、个人数据所有权的差序格局 作为计算法学的秩序概念，隐私、信息与数据三者均具有体系构造与规范适用的双重意义，其所涉论题并不限于数字时代个人权利的规范体系，还有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2.数字经济勃兴引发信息与数据的混用 当今时代，数字经济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其实，隐私之上应为个人设定具体人格权已无疑问，关键在于个人信息之上能否设权，此种权利的性质究竟如何，以及私密信息的规范适用等问题。出于社会急剧变迁、技术迭代更新、经济迅猛发展、立法继受多元等多重原因，当下对隐私、信息、数据的认识并不清晰，甚至处于较为混乱的无序状况。这在现行法上尤其体现为，《民法典》第1032条第2句关于隐私权的规定主要通过行为禁令列举的方式表达，即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而第1033条又对具体的侵害行为样态予以具体化。倘若不拘泥于典型的物理系统，转而承认作为事实状态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以及私人生活安宁所涉事宜也属于特殊的现实系统，那么其与作为对系统状态之描述的个人信息便处于完全不同的层次。
私密空间也可以称为私人领域，属于静态的隐私，是个人预先保留、与公共空间隔离的封闭、独立空间，既包括物理空间又包括网络虚拟空间。如前所述，德国虽以信息自决权为核心展开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建构，但其基本立法却称之为《联邦数据保护法》。
潜在信息是假如要描述系统状态所必需的全部陈述，而不要求某个特定的观察者也作此陈述，所以系统的确定性只是对潜在观察者而言可得确定，为此并不需要具体观察者。根据《民法典》第1037条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章的规定，个人信息权包括知情决定、查阅、复制、携带、异议、更正、拒绝、删除等权能。
然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9条进一步对敏感信息要求单独同意，而私密信息因具有私密性也应属于敏感信息的范畴，所以应直接适用关于敏感信息单独同意的规定，从而实现更高程度的保护。此即为对信息与数据应予区分但不能割裂的规范立场。
第三阶段是在立法上明文规定隐私权。在最为严格的意义上，所谓权利客体（Rechtsobjekt）仅指权利主体以外的任何能够成为法律上支配力之对象（Gegenstand）的事物。就权利客体而言，由于个人信息处于三者关系的中心位置，应当分别讨论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关系、个人信息与数据的关系，从而清楚揭示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确立个人数据所有权的主要意义有两点：一是要求信息处理者（多为平台企业）必须以得到个人的授权为前提才可以获取数据用益权。
不仅如此，私密信息还应落入敏感信息的范围。导致该利用的没促进，该保护的无法落实。
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隐私和信息处于不同位阶，私密信息不是隐私和信息在平面上的交叉，而是隐私在个人信息上投射的产物（参见图1），所以私密信息既是信息也是隐私，它既要适用隐私的规定，也要适用信息保护和利用的规制，二者构成规范竞合时应从强化私密信息保护的规范目的出发具体判断。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9部法律、627部部门规章在同一文本中交替使用个人信息与数据，而同时出现隐私个人信息与数据三者的有6部法律、101部部门规章。
以此为基础，现行法关于个人信息和数据的定义，则进一步指明了二者之间的区别所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条第1款等规定个人信息应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为形式要件，而《数据安全法》第3条第1款将数据界定为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社会大众之所以混淆隐私和个人信息主要原因是担心不将手机号码、家庭地址等不纳入隐私，就不能得不到法律保护了。
